前孔子時代的“易教”傳統發微

作者：宋立林

來源：作者授權 儒家網 發布 

           原載于 《孔孟月刊》第48卷第七、八期（2010年4月）
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廿七日丁巳

     家教      耶穌2016年2月5日

今本《周易》包含《易經》和《易傳》兩部門，在儒家典籍中冠居首位，它產生時間最早、情勢最為獨特、影響最為廣泛深遠，這已經成為眾人的共識。《周易》古經產生于殷周之際[①]，詞句簡樸、古奧，情勢獨特，有著奧秘的外套，是一部“卜筮其表，哲理其里”的主要典籍。它的這種雙重性質，使它自始即具有了教化的功用，因之與產生于年齡末年的儒家學派所具有的“教化”特質相契合，被納進孔門經典系統，與其他五經相輔相成，在孔子及儒家的“六經教化”思惟中占據主要而特別的位置。

對于孔子易教的研討，應首推前輩學者高超師長教師。他曾有專文論述對此予以論述，有篳共享空間路藍縷之功。賴貴三師長教師有《孔子的易教》系列論作十二篇，論述高深，頗有價值，但是其對孔子“易教”的懂得亦有偏掉缺乏之處；噴鼻港鄧立光師長教師有《從帛書〈易傳〉看孔子之〈易〉教及其象數》[②]一文，應用《要》篇的記載剖析孔子的“易教”，雖間有精義，但是語焉不詳，待瑜伽教室發之覆尚多。筆者在前輩的基礎上，對此問題進行了進一個步驟探討。在此過程中，我發現易教傳統源遠流長，可以上溯到文王周公之時。爰撰小文，以請教于方家。

一、周易的性質與其教化效能

關于《周易》古經的性質，學界爭論頗年夜。歷來有三種觀點：一以為哲理之書；一以為卜筮之書；一會議室出租以為歷史書。后一種觀點為后起，且影響不年夜，可置不論。其實爭論的焦點在《周易》古經為卜筮之書還是哲理典籍。

現代，視《舞蹈教室易經》為哲理之書的，以今本《易傳》為代表，后世儒生愛崇孔子，因此多承續以《傳》解《經》的理路，將《經》重要作為“先王政典”“哲理典籍”，但也并不否認其卜筮之書的外套。這一觀私密空間點在現代有主要的影響。將《易經》作為卜筮之書的，重要代表是朱熹。他著《周易本義》，力主“《易》本卜筮之書”，當然他也還是承認此中包容有哲理。

但近代以來，古史辨派學者為打破孔子和儒家經典的偶像，極力反對以《傳》解《經》，堅持主張“《易共享會議室經》本是筮書”的觀點，這一說法在學界占據了主流。[③]而別的一些學者，則堅持以《傳》解《經》的傳統，在承認《易》為卜筮書的條件下，認為它重要是一部特別表現情勢的哲學著作。[④]在上世紀五六十年月的爭論中，學者們一方面廣泛承認卜筮的性質，一方面也廣泛認為此中含有哲學思惟，不合重要還是何者為主的問題。

其實，假如本著歷史主義和實事求是的態度，這一問題不難解決。從《周易》古經的產生時代和過程看，我們不克不及否認其為卜筮之書。《周禮·春官·太卜》曰：“（太卜）掌三易之法：一曰《連山》，二曰《歸躲》，三曰《周易》，其經卦皆八，其別皆六十有四。”普通認為，《連山》為夏易，《歸躲》為殷易，皆早于《周易》。從太卜所掌職責來看，《周易》與《連山》、《歸躲》一樣，皆為卜筮之流。這從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中保留的大批筮例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共載有關筮例記載22條，據研討多數為以《周易》占筮，其為卜筮之書明矣。從《周易》古經所呈現的表現情勢來看，也顯然是一部卜筮之書，為“上古巫史文明的遺存”。

但同樣不容否認，講座場地《周易》古經的奧秘外套里面蘊涵著哲理。其實，早在年齡時期，以《周易》古經為哲理典籍者就已見于記載。如《左傳》僖公十五年韓簡子的“先君敗德非數所及”說，襄公九年穆姜的“四德”說，皆對卜筮產生懷疑，開義懂得《易》之先河。馬王堆帛書《要》篇記載，孔子“老而好易”，子貢百思不解，認為孔子有違早年之教，孔子解釋的來由是《周易》有“古之遺言”，“吾求其德罷了，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”。恰是從孔子開始，《周易》中所蘊涵的義理才真正獲得重視，并開創了儒家的人文易學，從而使“人文易”與“數術易”開始分道揚鑣。《周易》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既見于《六藝略》，又見于《數術略》，就明白地說明這一點。

實會議室出租際上，從今本《易經》的卦序“兩兩相對，非覆即變”的規律中，不難看出其辯證的哲理。《易經》中雖無“陰陽”這一概念的出現，但從陰爻與陽爻、卦序的擺列等情勢，皆體現了這一觀念。卦爻辭中，同樣包容著深入的哲理。如《干》卦爻辭，從初九至上九、用九，明顯地體現出對“時”的懂得與重視[⑤]，同時也體現了物極必反的事小樹屋理。所以從情勢到內容，皆不克不及否認此中蘊涵著哲理。鄭玄曾總結“易”之三義曰：簡易、變易、不易。此三教學義確皆為《易經》一舞蹈教室切，不容忽視。可見，《易經》所體現之哲理非止一端。總結起來，《易經》所體現的哲學價值重要體現在：第一，體現了天然和社會的規律，此中最重要的就是“變化”的規律；第二，有著鮮明的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；第三，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其別人生聰明。恰是這些哲學內涵，成為中國哲學思惟的主要源頭，影響后世極為深遠。

是以，我們可以說，《周易》古經自己具有卜筮與哲理的雙重性質，是一共享會議室部“卜筮其表，哲理其里”的典籍。否認此中任何一個方面，都是不客觀的。《周易》古經是應用占筮的情勢來表現哲理的一部特別的典籍。它占筮的情勢下，寄寓著一些文王和周公的思惟，此即后來孔子選定它而不是別的占筮書作教材，將之納進其經典系統進行教學和教化，為它作傳而不為別的占筮書作傳的緣由。[⑥]

恰是由于《周易》古經所具有的這種雙重成分，使其自產生之時起就具有了教化的效能。正如《四庫全書總目撮要》“易類”弁言說：

圣人覺世牖平易近，大略因事以寓教，《詩》寓于風謠，《禮》寓于節文，《尚書》、《年齡》寓于史，而《易》則寓于卜筮。故《易》之為書，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。

四庫館臣意識到《易》之教化寓于“卜筮”之中，在于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，可謂卓識。其實，我們可以把“易教”的源頭上溯到《周易》古經成書的文王、周公時代。

二、文王、周公時代的“易教”

根據今、帛本《易傳》的記載，《周易》古經與周文王有著親密的關系。帛書《衷》篇記：

子曰：《易》之用也，殷之無道、周之大德也。恐以守功，敬以承事，知以避患，文王之危，知史記之數書，孰能辨焉？[⑦]

“殷”原作“段”，此從廖名春師長教師說改。李學勤師長教師以為，“書”字從“者”聲，此處讀為“者”。“文王之危”句，推測原文應為“非處文王之危，知史記之數者，孰能辨焉”。

《要》篇記孔子說：

文王仁，不得其志，以成其慮。紂乃無道，文王作，諱而辟咎，然后《易聚會場地》始興也，予樂其知之□□□之自□□。予何□王事紂乎？

在孔子看來：《易經》與文王有著親密的不尋常的關系，能夠是必定意義上的作者，而文王在創作《易經》之時，在卜筮的外套之中，蘊躲了大批的政治思惟和人生哲理。《易》乃憂患之作，“不得其志，以成其慮”反應的是“文王之危”，“恐以守功，敬以承事，知以避患”即孔子所樂的文王之“知”。是以，《易》自始即包括了文王的“仁”“知”和“憂患意識”。

與《周易》古經的晚期發展史親密相關的另一人物就是周公。王充在《論衡》中認為卦爻辭乃文王、周公父子所作；孔穎達認為《易》之卦辭為文王所舞蹈教室作，爻辭乃周公所系。由于并無確鑿的證據，這種觀點遭到學者的非議。但從各種記載來看，周公在《周易》的晚期發展史上確實起了主要的感化。按現代學者講座場地的考核，認為《易經》出于“史巫”之手。從《尚書》和《史記》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，周公與卜祝巫史之事頗有共享空間關聯。據學者研討，周公乃是周王室宗教職務的首腦。這就表白，周公與作為卜筮之書的《易》能夠很有關系，看來前人關于周公參與《易經》創作的見解并非空穴來風。

不僅這般，古籍記載的《易象》一書也能夠與周私有著親密的關聯。《左傳》昭公二年記載：

晉侯使韓宣子來聘，且告為政，而來見，禮也。觀書于年夜史氏，見《易象》與《魯年齡》，曰：“周禮盡在魯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。”

韓宣子見到《易象》與《魯年齡》而感嘆“周禮盡在魯”，值得留意。按傳統說法，周公“制禮作樂”，是“周禮”的奠定者，我們可以推想，《易象》亦能夠為周公所作，至多二者之間有著親密的關聯。姜廣輝師長教師曾提出“文王演德”，創作《易象》的觀點。但需求指出的是，既然韓宣子特別強調了“周公之德”，那么，我們更有來由信任，《易象》為周公所作的能夠性講座場地更年夜一些，並且，《易象》除了能夠躲于周王室之外，只躲于魯太史而不見于他國，這尤其可以看出《易象》一書與周公的特別關系，也表白了周公、伯禽以及魯國的特別性。[⑧]可以據此推測，周公作為祝卜系統的首腦，個人空間曾對文王所作卦爻辭進行了改編、加工，并為解釋《周易》的創作佈景、思惟內涵也作了必定的任務，于是就產生了《易象》一書。且由于魯國的特別位置，《易象》一書僅存于魯，連同為姬姓國的晉國都無私密空間緣一見。

有學者指出，《易象》是文王、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若何“王全國”的統治戰略，是“人君南面之術”，向來躲之秘府，并不傳布平易近間，普通人極難見到。其內容與今本《年夜象傳》約略相當。此說所謂《易象》是教導周貴族之書，抓到了其教化功用的本質，但說是“人君南面之術”則似有不當。假如今本《年夜象傳》真與《易象》約略相當，那么我們可以通過今本《年夜象傳》來推測《易象》的內容和性質。《年夜象傳》解卦有其特點，即前半句講天道，后半句言人事，具有鮮明的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的意味，從其內容來看，皆是從卦象來教導“正人”若何修德修身，并不見所謂“人君南面之術”，這些修身敬德保平易近的觀念在《尚書》和《逸周書》中非常經見，缺乏為奇，恐無躲于秘府的需要。從這個角度剖析說其躲于秘府，看來于理欠亨；不過，《易象》與《年夜象傳》有淵源關系的見解應當是可以成立的。[⑨]

從韓宣子感嘆“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”的情況不難看出，《易象》一書絕非單純的卜筮之書，此中必定包括著思惟性、義感性的內容，否則韓宣子不會贊嘆此中有“周公之德”。可以說，《易象》恰是文王、周公“易教”思惟的結晶，是周初“易教”存在的證據。其次，用于“演德”的《易象》在魯昭公二年之前，一向躲于秘府，連同為姬姓國的晉國都不曾見，似乎“易教”的范圍甚小，但是《左傳》所記以義懂得《易》，從中發掘德義的例證早在魯僖公十五年的記載中即已出現。這說明“易教”的傳統不克不及僅限于《易象》來考核。

其實，從《周易》古經自己，我們就可以發現大批的“德性”意共享空間識、政管理念和人性教訓。根據學者的研討，這些思惟與周初統治者尤其是文王父子的思惟是非常吻合的。如，在大批關于祭奠的卦爻辭中，祭奠主體的“德”與祭奠物件的“福”是親密聯系的。《既濟》九五：“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，實受其福。”王弼注曰：“牛，祭之盛者也。禴，祭之薄者也。……祭奠之盛，莫盛修德，故沼沚之毛，蘋蘩之菜，教學場地可羞于鬼神。故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’。是以‘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，實受其福’也。”這反應了周初“以元配天”的宗教思惟。不僅這般，在其他卦爻辭中也廣泛觸及了主體修養、品德意識等問題，好比《干》九三：“正人終日干共享空間干，夕惕若，厲，無咎。”《恒》九三：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貞吉。”等等，此中體現了勤懇、謙卑、誠信等方面的請求。再如，《益》九五：“有孚惠平易近之心，勿問元吉，有孚惠我德。”意思是說，誠信惠平易近，平易近亦誠心惠之；年夜吉年夜利。這是主張以誠待平易近。等等，紛歧而足。可以說，在《周易》古經中，靠檢查自我，加強品格修養而轉化吉兇禍福的觀念非常強烈，而這正與周公“天不成信”“惟人”的思惟觀念相表里。[⑩]

通過剖析，我們可以歸納綜合地說，《周易》古經自誕生之時起，就被文王、周公等賦予了大批的“德義”內容，甚至還出現了堪稱最早的“易傳”的《易象》一書，發揮著教化的功用。當然這種教化的功用在當時未必出于完整的感性自覺。

三、年齡時期的“易教”傳統

由于資料的缺少，對于西周自文王、周公之后的“易教”已經難以考核，可以考見的已遲至年齡時期。但是，在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所載的22條筮例中，明確用《周易》筮法者16例，此中絕年夜多數是用于卜筮，似乎表白這一“易教”傳統的掉落。[11]

但需求留意的是：

第一，導致這一印象的重要緣由是資料的闕如。單純從概況的數字比例來否認“易教”傳統的存在，違背“言有易，言無難”的原則，有武斷之嫌。其實，假如從周代禮樂文明的年夜佈景來考量，隨著人們感性的進步、人文主義的升騰，以《易》教化的傳統只能逐漸加強，而不會掉落。

第二，在年齡時期的筮例中，以德解《易》者仍不絕如縷，“易教”的傳統并未中斷。如《左傳》僖公十五年記載：

初，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，遇歸妹之睽。……韓簡侍，曰：“龜，象也；筮，數也。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滋，滋而后有數。先君之敗德，及可數乎？史蘇是占，勿從何益？《詩》曰：‘下平易近之孽，匪降自天。僔沓背憎，職會議室出租競由人。’”

韓簡提出“先君敗德非筮數所及”，并引《詩》“職競由人”一句，表白他關注的依然在人的德性，而不在筮占之吉兇，對占筮表現了一種感性的態度。再如《左傳》襄公九年：

穆姜薨于東宮。始往而筮之，遇艮之八。史曰：“是謂艮之隨。隨，其出也。君必速出！”姜曰：“亡！是于《周易》曰：‘隨，元、亨、利、貞，無咎。’元，體之長也；亨，嘉之會也；利，義之和也；貞，事之干也。體仁足以長人，嘉德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干事。然，故不成誣也，是以雖隨無咎。今我婦人，而與于亂。固鄙共享會議室人位，而有不仁，不成謂元。不靖舞蹈場地國家，不成謂亨。作而害身，不成謂利。棄位而姣，不成謂貞。有四德者，隨而無咎。我皆無之，豈隨也哉？我則取惡，能無咎乎？必逝世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

穆姜在此說起“四德”之說。這種“四德”說，從高低語境看，似非穆姜的創造，而能夠是當時已有的成說。雖然我們無法確定“四德”說起于何時何人，但無論若何，它產生甚早，并為后來的《易傳·白話聚會場地》所采用并做進一個步驟發展。應當說，這種對于《易》的認識對孔門易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。

另如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：

南蒯之將叛也，……南蒯枚筮之，遇坤之比，曰，“黃裳元吉”，以為年夜吉也。示子服惠伯，曰：“即欲有事，何如？”惠伯曰：“吾嘗學此矣，忠信之事則可，否則，必敗；外強內溫，忠也；和以率貞，信也，故曰‘黃裳元吉’。黃，中之色也；裳，下之飾也；元，善之長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；下不共，不得其飾；事不善，不得其極。外內倡和為忠，率事以信為共，供養三德為善，非此三者弗當。且夫《易》，不成以占險，將何事也？且可飾乎？中瑜伽教室美能黃，上美為元，下美則裳，參成可筮。猶有闕也，筮雖吉，未也。”

子服惠伯提出“忠信之事則可，否則必敗”和“《易》不成以占險”的教學場地說法，這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涯中，逐漸體會而上升到感性認識的結果，這意味著人們對卜筮的效驗產生了懷疑，更準確地說，是將卜筮與人的品德、操行聯系起來。從中可以發現，人們由對奧秘的卜筮的信賴轉向對行為的品德請求，“德義”觀念再次凸顯，感性主義逐漸晉陞。

通過剖析《左傳》中的幾則資料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年齡時期存在著一個以德解《易》的“易教”傳統，盡管這一傳統在明天看來有些若隱若現。不論是韓簡、穆姜，還是子服惠伯，他們對《周易》的態度，上承了文王、周公的“演德”路線，以感性的態度，高揚了人的品德修養的主要意義，對孔門人文易學的產生有著嚴重影響。孔子“易教”思惟雖然重要源教學場地自文王、周公，但不克不及否認年齡時期“易教”傳統對孔子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。

注釋：

[①]顧頡剛師長教師認為，《易經》卦爻辭的“著作年月當在西周初葉”。見顧頡剛.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[A].古史辨[C].第三冊.上編.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80.這一說法獲得了多數學者的認同。后來又有學者陸續添補新證，證明顧氏的觀點。詳參李學勤.周易經傳溯源[M].長春:長春出書社，1992.1—14.有學者從語言的比較和文獻的比較來考論《易經》的年月，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。參見廖名春.周易經傳十五講[M].北京: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2004.117—202.

[②]賴文載臺灣《孔孟月刊》總473至484期。鄧文載《周易研討》1994年第3期。

[③]“《易經》本是筮書”，乃高亨師長教師說。高亨.周易古經今注[M].北京:中華書局，1958.別的持此說的還有良多學者，如李鏡池，參看李鏡池.周易探源[M].北京:中華書局，1978.

[④]參金景芳晚期著作《易通》，此書作于1939年，不為時俗所動，堅持己說，見金景芳.學易四種[M].長春:吉林文史出書社，1987；后一向堅持此說，見金景芳講述，呂紹綱收拾.周易講座[M].桂林: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05；金景芳、呂紹綱.周易全解[M].（修訂本）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05.

[⑤]關于《周易》中“時”的哲學，可參劉彬.論《周易》中“時”的哲學[A].黃懷信、李景明主編.儒家文獻研討[C].濟南:齊魯書社,2004.程石泉:易辭新詮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,2000.212—219.

[⑥]參見廖名春.周易經傳十五講[M].北京: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2004.200.對于《易經》的雙重性質，良多學者皆有論述，當然各家對這種雙重性的水平估計各有差異。參看黃壽祺、張善文.周易譯注·媒介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,2001.金春峰.《周易》經傳梳理與郭店楚簡思惟新釋[M].北京:中國言實出書社,2004.29-31.

[⑦]本文所用帛書《易傳》的引文皆以《續修四庫全書·經部》第一冊廖名春《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》和廖名春《帛書初探》所載《帛書釋文》為主，參考陳鼓應主編《道家文明研討》第三輯、第六輯所載陳松長釋文，考慮損益。為行文便利和排版需求，徑以相應簡體寫出。如“亓”直接寫作“其”。下不出注。

[⑧]魯國因為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，是以享有特別的禮遇，可擁有“皇帝之禮樂”，位置特別，非其他諸侯國所能企及，參楊朝明師長教師.魯國禮樂傳統研討[J].歷史研討，1995(3).

[⑨]詳參廖名春.周易經傳十五講[M].北京: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2004.211；姜廣輝.中國經學思惟史[M].第一卷.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，2003.352—370。

[⑩]詳參楊慶中.周易經傳研討[M].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05.100-107.

[11]如楊柳橋師長教師所說：“《周易》之為書也，彌綸六合，洞體幽明，極深研幾，窮神知化，開物成物，旨遠辭文，洵我中華現代文明之寶躲也。迨及年齡，周德日衰，文雅漸絕，率目《周易》為卜筮專書，易教于焉瑜伽場地年夜晦。”參見氏著.周易繹傳[M].天津:天津社會科學出書社,1993.1.

責任編輯：姚遠